那年，我二十五歲。整整一年，我發瘋一樣的寫作。
生活裏再也沒有什麼樂趣，我和慶筠，陷在彼此折磨的困境裏。我生活的重心，只有兩樣：小慶和寫作。
我在五月份，就開始寫《六個夢》。由於《六個夢》是中篇小説，我寫了前三個夢，就又馬不停蹄的開始寫《煙雨濛濛》。《煙雨濛濛》一完稿，我又接着去完成了《六個夢》。我會這樣拚了命去寫，完全和《窗外》有關。我要證明除了我自身的故事，我也有能力寫別的。《六個夢》首先在《皇冠》發表，《煙雨濛濛》接着在聯合報副刊發表，都是平鑫濤安排的，那時，他是《皇冠》的社長，也是“聯副”的主編。
那年冬天，我第一次和鑫濤見面。
會和他見面，是因為我到台北去接受“電視訪問”。那時候，電視還是很新鮮又很時髦的東西，能被“電視訪問”是件非常難得又非常光榮的事。我人在高雄，要離開小慶三天，去接受電視訪問，我很不願意。鑫濤又是信、又是電報，十萬火急。勸天下的夫妻，千萬不要走相同的路！
我到了台北，鑫濤親自到火車站來迎接我。我們素昧平生，但已通過數不清的信。我那天穿了一身黑衣服，瘦瘦小小，自覺平淡無奇。雜在一堆旅客中走下火車，很驚奇的發現鑫濤站在那兒，很肯定的注視着我説：
“你一定就是瓊瑤！”
鑫濤那年三十六歲。個子不高，方面大耳，站在那兒，卻頗有種凌人的氣勢。他如此年輕，雙鬢已經微斑，兩眼卻炯炯有神。看起來充滿了精力，神采奕奕。那第一次會面，我們誰也沒料到，日後我們竟會相知日深。命中註定，要共度一生。那時，我只是很驚奇，很驚奇他能在成羣旅客中認出了我，我問：“怎麼會認出我來？”“從《窗外》裏認識的，從《六個夢》裏認識的，從《煙雨濛濛》裏認識的！”他笑着説，幫我拎起小旅行袋。“不止認識吧！是非常熟悉了！”
後來，我才知道，鑫濤是個相當沉默寡言的人。但，他第一次見我，卻説了很多話。一直到今天，他都常常會問我：
“我們第一次在台北火車站相見的時候，你有沒有看到電光？”“什麼電光？”今日的我回答。“我聽到雷響呢！轟隆隆，好大的雷，天搖地動。”“不開玩笑，説真的！”
説真的，沒有電光，也沒雷響。二十五歲的我雖已結婚生子，又寫了好些篇小説，仍然涉世未深。鑫濤的身分地位對我來説，是個“大人物”。他主宰我小説的命運，他是一個大雜誌的社長，又是一家大報的副刊主編！還在廣播電台主播“熱門音樂”。（他是第一個把搖滾樂介紹到台灣來的人，他主播“熱門音樂”時，用的是藝名“費禮”，他還用這藝名，翻譯了《原野奇俠》和《麗秋表姐》。）他在我心目中，是個很奇怪的人。能編雜誌，能寫稿，能翻譯，能廣播，能懂“熱門音樂”……簡直是個“十項全能”！面對這樣一個“人物”，會讓我自覺“渺小”。我根深蒂固的“自卑感”，仍然纏繞着我。我稱呼他“平先生”，對於他會親自跑到火車站來接我，深感“受寵若驚”。在這種情緒下，怎會有什麼電光石火呢？但是，當他笑着談《窗外》、《六個夢》、《煙雨濛濛》的時候，我卻感到十分親切，十分温暖。雖然是第一次見面，卻全然沒有陌生感。那天，因為有許多事要討論，他請我先去喝杯咖啡。在咖啡館裏，他告訴我訪問的內容，需注意的事項，和《窗外》發行的情形，讀者反應的情況……他説了很多，我只是靜靜的所。那時，我有些着急，因為，這在台北停留的三天，我必須回父母家去住。而父母，對於我寫《窗外》，仍然餘怒未息。我真不敢回家去見父母，很想去住旅館，但我身上卻沒有住旅館的錢。（《窗外》一書的稿費，我用來買了一個冰箱，全部花光了。）我始終心不在焉，很想問一句：
“平先生，能不能借給我一點錢？”
第一次見面，這句話始終問不出口。最後，公事都談完了，鑫濤送我回父母家。我站在那日式房子的門口，遲遲疑疑，就是不敢按門鈴。我等鑫濤走掉之後，還呆呆的站在那門口，想不出見了父母要説什麼？認錯？不，我不覺得我有錯。直到如今，我都不覺得我寫《窗外》有什麼錯。我呆站在那兒，冬天，天氣好冷，我就是不敢按門鈴。我在門外徘徊，走來走去，走去走來，足足磨到天色全黑，這才鼓勇按了門鈴。後來，鑫濤告訴我：
“你知道嗎？那天送你到家門口，你看起來好奇怪，所以我並沒有走，我在巷口偷偷看着你，想等你進門之後再走。那知道，一等就等了二十分鐘！真想跑過來問你，到底你有什麼為難之處，又覺得跑出來會太冒昧了！後來，好不容易看你進了門，我才放下心來。”隔了許多年，他又提起那天，他説：“你小小的個子，穿着一身黑衣服，在冬天的冷風底下，走來走去的。我覺得，好像有好重好重的壓力，壓在你的肩上，你那種‘不勝負荷’的樣子，讓我終身難忘。”
原來，他那天目睹了我的徘徊。
但是，我還是進了父母的家門。父母畢竟是父母，不論他們對我多麼生氣，他們仍然沒有拒我於門外。我怯怯的看着他們，等着他們罵我。可是，他們只是對着我，輪流的嘆氣，什麼話都説不出來。我可憐的父母，當我一無所成的時候，他們失望傷心。當我終於《寫作出書的時候，他們又害怕擔心：不知道我的筆下，對父母家庭，會不會造成傷害？看到他們這麼難過，我也難過極了。頓時體會到，“寫作”要付的代價，豈止是青春年華的默默消逝，它還會讓你“孤獨”。不止在寫作時的“孤獨”，還有寫作後的“孤獨”。瞧，我為了寫作，失去了慶筠的愛，又為了寫作，失去父母的愛！這代價真的太高了！第二天，我接受了電視台非常隆重的訪問，第一次面對攝影機，第一次面對訪問的人，第一次用“現場直接播出”，我心裏好緊張。鑫濤始終在電視公司陪着我，訪問前，就一直給我打氣。訪問後，他説我講得很好，保證我並沒有失言或失態。那時還沒有錄影機，我自己無法看到自己在熒光幕上的樣子。電視訪問完了，我又接受了中廣的訪問。好忙碌的一天！訪問都結束後，鑫濤請我去他家裏吃飯，於是，我見到他的妻子和三個小孩。鑫濤的妻子非常美麗，三個孩子活潑可愛，最小的一個兒子比小慶只大幾個月。我看到一幅幸福家庭的圖畫，心中深受感動。看着他的兒子，想着小慶，我自然而然的談起我的家庭，我的寫作，我的父母，我的兒子，和我為了《窗外》，所受到的種種壓力。我沒有強調什麼，只是淡淡的説。鑫濤這才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樣子，我並不知道他前一天曾目睹過我的徘徊，只感覺到，他聽得好認真。
然後，鑫濤也談起他自己，和他辦《皇冠》的經過：
“你知道嗎？我離開父母，一個人來台灣的時候，身上只有二兩黃金，是我全部的財產。那時剛剛大學畢業，台灣人生地不熟，舉目無親，只好在同學家裏打游擊！”
我聽得很入神，因為他來台的情況，和慶筠很相似。
“後來，在同學的介紹下，進入台肥六廠去當公務員。住在廠裏的單身宿舍裏。當時，有三個朋友和我志同道合，大家決定要辦一本綜合性的雜誌。於是，四個人聚資，拼拼湊湊，勉勉強強的出了第一期。那一期裏的翻譯稿、創作稿……大部分都是我們自己寫的，跑印刷廠、裝訂廠……都是自己去跑的。第一期印了三千冊，把我那間單身宿舍堆得滿滿的。我們四個人擠在小屋裏，人手一冊，自己欣賞自己的稿子。”
很親切的話題，我瞭解那種“自我陶醉”的滋味。
“然後，我們要設法把這些《皇冠》賣出去。我騎了腳踏車，載着《皇冠》，到一個個書攤去，請他們寄售，他們連寄售都不肯！有幾家勉強接受了，卻把《皇冠》丟在地上，用許多別的雜誌堆在它上面。這樣人家根本看不到《皇冠》，我就去把它從書堆理挖出來，請書攤老闆把它放在上面。老闆瞪了我一眼，生氣的説：‘這種破雜誌，沒有人買的啦！’我聽了真傷心。一個月後結算，只賣掉五十七本！我們四個合作的人，合作不到三個月，賠得慘兮兮，三個都退出了，只有我堅持。每個月都騎着腳踏車自己發書，書太重了，騎到後來，大腿兩邊的淋巴腺都腫了起來！”
我聽了，實在非常震動，原來這本已十分成功的雜誌，是如此艱辛創辦的。假若沒有過人的熱情和毅力，大概早就收兵了吧！怪不得年紀尚輕的鑫濤，已經“早生華髮”了。然後，我們又談到《皇冠》雜誌的現狀，説也不信，這本雜誌已發行了快十年，仍然非常艱苦，由於利潤太少，始終都是“慘澹經營”。鑫濤手下，只有一個職員，厚厚的一本雜誌，從看稿、編輯、美工、印刷，到校對，他樣樣都要做。説着説着，他就笑了起來：“真不容易，現在已熬到第九年，我們終於遇到了一個瓊瑤！或者，皇冠是真的要起飛了！”
很大的恭維，我笑了，滿懷温暖。那一夜，真是很温馨的一夜。第二天，我就乘火車回高雄，鑫濤仍然到火車站來送我。我上了車，他遞給我一個很大的牛皮紙口袋，説：
“一點小禮物，回家以後再拆！”
我拿起來，沉甸甸的，像是一本大開本的書。我收下了，一路都沒有拆封。回到家裏，慶筠迎了過來，滿臉困惑的對我説：“嗒！好奇怪的事，有人送來一架落地電唱收音機！不知道是不是送錯了地址！”我奔過去一看，好豪華的一架落地電唱機，四聲道身歷聲的，簡直太奢侈了！自從我的小破收音機被小偷偷掉以後，我就和音樂絕緣了。此時看到電唱機，實在驚訝極了。電唱機上沒名片，沒卡片，什麼都沒有。我突然想起鑫濤給我的牛皮紙口袋，匆匆打開一看，竟然是一疊唱片，有柴可夫斯基，有貝多芬，有史特拉文斯基和莫札特！我翻弄着唱片，一張小紙條掉下來，鑫濤那天馬行空的“草書”，草草的寫着：
“知道你寫作的辛勞後，深覺慚愧，稿費一直算得不高，因《皇冠》也撐持得相當辛苦。一架落地電唱機，是從閒談中，得知你們家庭中所需要的，請看在特意讓高雄朋友代勞的一片苦心中，笑納吧！”
我衷心感動，不止為了唱機，還有我手中的唱片，如此細心的安排，實在是個有心人。（事隔多年以後，我笑着問鑫濤：“第一次見面就煞費苦心的送唱片，送唱機，有沒有心懷不軌呀？”鑫濤正色回答：“別冤枉了好人！知道你寫作得那麼艱苦，覺得太抱歉了，想補償你一些稿費，又怕傷了你的自尊。後來聽你説不喜歡熱門音樂，比較愛古典音樂，我才好不容易，想出送唱機的點子！”然後，他又笑笑説：“雖然沒有‘心懷不軌’，倒的確是‘用心良苦’呢！”）
就這樣，我們家裏有了唱機，我可以一邊寫作，一邊聽音樂，寫作時不再那麼孤單了。我也有了冰箱，可以一星期買一次菜，節省了不少時間。《皇冠》和《聯副》的稿費加起來，已是一筆不小的數字。眼看生活的困窘，即將成為過去。但是，慶筠的落寞和失意，卻與日俱增。我越忙於寫作，他就越孤寂，我的稿子發表出來，他不再有笑意。一天，他苦惱的凝視着我，説：“我應該到‘清水’去的！”
“清水”是台中附近的一個窮鄉僻壤，慶筠在剛到鋁業公司上班未久時，忽然想轉行去教書，“清水”有個中學給了他聘書。他認為，“隱居”到“清水”，可以逃掉都市裏的誘惑，可以埋頭寫作，那麼他就能寫出不朽名着。這個“去清水”的決定，被我推翻了，我不肯跟着他一再搬家，也不認為“寫作”與“清水”有什麼大關係。再有，鋁業公司待遇好，“清水”待遇低，也是我考慮的一大因素。自從推翻去“清水”的決定後，慶筠每當最失意時，就會提到“清水”。
“只有到‘清水’才能寫作嗎？”我問他。“那麼，你就去吧！這次我不攔你了！”“你已經‘攔’過了！”他憂鬱的説：“你攔住了我，然後你自己可以平穩的走下去！我給了你一個寫作環境，你卻從來不給我寫作環境！”他緊緊的盯着我，沉痛極了。“你現在已經得意了，報紙、雜誌，大家搶着要你的稿子，可是，我呢？我在哪裏呢？我在哪裏呢？”
他悲愴的説着，落寞的，頭也不回的出去了。
那夜，我抱着兒子，對着窗外黑暗的穹蒼，做了一個最後的決定：我要放掉慶筠，我要給他自由，我要讓他從家庭的束縛裏解脱出來！我再也不要拖累他，不止我不要，兒子也不要！如果沒有我和小慶的羈絆，説不定他還有很燦爛的一片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