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沿途的食物和住宿，都是依賴身邊僅有的一點盤纏。和曾連長分手時，曾連長又堅持送了我們一點錢。靠這有限的一點資金，我們流亡到了貴州的融縣時，終於分文不名了。
融縣（不知是否如此寫法，記憶已經模糊）是個相當大的縣鎮，當時也擠滿了難民。我們投宿在一家小客棧中，父親發現城裏居然還有當鋪，於是，我們的衣物，母親收藏在內衣中的一些僅有的小首飾，就一一進了當鋪。這樣，只能勉強日換三餐，夜換一宿。然而，就在這最艱苦的時候，母親終於病倒了。當時，貴州廣西一帶，都像瘟疫般流行着瘧疾，病勢兇猛，患者忽冷忽熱。普通瘧疾都隔日發作一次，而貴州的瘧疾，卻每日發作，來勢洶洶，而且持久不退，當時在難民羣中，死於瘧疾的人非常多。當地的人稱這個病叫“打擺子”，幾乎人人聽到打擺子就變色，因為這種病可以纏綿數年或數十年，而治療此病的奎寧藥片，又十分昂貴。我們真是“屋漏更兼連夜雨”，母親竟染上了惡性瘧疾，病倒在小客棧裏了。
沒有錢，沒有醫藥，沒有食物，舉目無親而前途茫茫。那局守在小客棧中的日子真是悽慘萬分。母親躺在那張木板牀上，終日呻吟不絕，父親每天抱着一些已沒有當鋪肯接受的衣物，出去想辦法，只希望能換得幾片藥片。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那間小木板房，我每日守在母親病牀前面，聽着母親一聲又一聲的呻吟，我心中越來越慌張，越來越恐怖。自從流亡開始，我早就已經體會出“死亡”及“離別”的意義，這時候，當父親出外奔走，而把照顧母親的責任交給我的時候，我那麼害怕，“死亡”的陰影，似乎籠罩在整個房間裏。
一天，我又在這種情緒下守着母親，那小屋裏空氣極壞，我一直頭昏昏的，心裏又急又怕，母親的呻吟使我緊張得渾身出汗。忽然，母親睜開眼睛望着我，含着滿眼眶的淚水對我説：“孩子，如果媽媽死了，你們怎麼辦？”
我再也撐持不住，“哇”的一聲，我放聲痛哭，我這一哭，把母親也嚇了一大跳，她慌忙摟住我，安慰我，不絕口的説：
“別怕！別怕！媽媽嚇你！”
可是，我哭不停了。哭着，哭着，我渾身抽搐而暈倒了。等我醒來，醫生在屋裏，我躺在母親身邊，頭上壓着冷毛巾，渾身滾燙……我早已感染了瘧疾，只是硬撐在那兒，現在是完全發作了。這樣，在那小客棧裏，母親和我都病倒了。那“打擺子”的滋味，至今還深深刻在我記憶中，它忽兒熱得你滿身大汗，忽兒又冷入骨髓，使你周身抖顫，再加上劇烈的頭疼，和渾身痠痛。六歲的我，畢竟無法忍受這些，我開始哭泣，不停的哭泣。“後來，這病曾折磨我好幾年，忽好忽發，直到勝利後復員到上海，才完全治癒。”
一家五口，病倒了兩個。請醫生的錢再也籌不出來了，客棧的住宿費也欠了很多，客棧老闆生怕我們母女死在他的客棧裏，不住催我們搬走。到了這步田地，真正是已經山窮水盡，一家五口，擠在小房間裏，彼此面面相覷，不禁都悽然淚下。這時，我們全家，除了身上的衣服之外，都早已典當一空，再也沒有東西可以賣了。
眼看全家要結束在這小山城裏，母親顯然已放棄了希望，她常常和父親談起死亡。我病得昏昏沉沉，總是回憶起在東安河中的情形，當時何以不死？今日難道會死？這樣，“奇蹟”又再度來臨了。這天，父親和往日一樣，又出去“想辦法”。我和母親都躺在那暗沉沉的房間裏呻吟等死。忽然間，門開了，父親帶着一個年輕人走了進來，興奮的對母親嚷：
“你瞧！我遇見了誰？”
同時，那年輕人直撲牀前，激動的喊：
“陳師母，你們怎麼會狼狽到這種地步？”
原來，這是父親教過的一個學生，姓蕭。（名字叫什麼，我已記不清楚。）當時，蕭先生正在廣西大學當助教，而廣西大學正好疏散到融縣。父親滿街亂竄時，竟遇到了這位蕭先生！當時，蕭先生一看我們母女都已病得半死，弟弟們也都餓得半死，他毫不遲疑，立即跑出去，請醫生，買藥，買食物，結清欠客棧的錢……他馬不停蹄的為我們全家奔走，那份熱心及熱情，真令人感動。我們一家，總在危急關頭，有這樣的奇遇，也實在是很費解的事。或者，患難之中，人與人之間，更容易發揮潛在的互助之情吧！
我們的難關，終於在蕭先生的全力協助下度過了。瘧疾也被藥物所控制了。但是，我們已身無分文，而前面的路還長着呢，如何繼續下去呢？為了解決我們以後的問題，蕭先生又把父親介紹給廣西大學。當時，廣西大學的教授職員，都已經走的走了，散的散了，學校當局，正為師資缺乏而焦慮，雖在戰爭中，學校仍有復課的信心。當他們和父親一談之下，認為父親是難得的人才，立刻聘用了父親。於是，我們做夢也想不到，在融縣那個小地方，只因我們母女一病，父親竟進入了廣西大學，有了職業，有了薪水，解決了我們以後許多困難。於是，我們跟着廣西大學，集體行動，繼續往貴州撤退。第一步，就是搭乘一條小木船，沿着山間的一條激流融河，往貴州的榕江前進。在這小船中，我們又度過了驚險刺激的二十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