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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每位任課老師都要把一本極厚的教科書在5個月內講完，但這些內容最終落實到期末試卷上只不過是100分的試題，薄薄的幾張卷子而已，所以我沒有把一本書全部搞懂的必要，只需掌握試卷上100分中的60分即可，也就是取其精華棄其糟粕。
究竟何為精華呢，這個答案可以在往年的試卷中輕易找到。書中的重點內容對於每屆學生來講都是一樣的，怎樣才能突出這些重點內容，當然是在期末考試中予以考察，把重點內容轉化成試題。老師除了對分房、憑職稱等切身事件表現出態度積極外，在出考試題上採用的是拿來主義，也就是把往屆試卷在今年再用一遍，只是把已知變成求解內容，把求解變成已知條件，或是改改數據而已，有時甚至連數也不改，乾脆照搬原題。所以，我只要將往年的試題一一搞懂，便可順利通過本次考試。
老師為了限制及格率（總要有一些學生不及格才合情合理），不會將往年的試卷作為複習資料發放給學生，但每次考試期間，總會有各科目的往年試卷在同學中間流傳，頗令老師們頭痛。他們之中一些不懶惰的人會把試題稍作改動，但大多數老師還是出於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
我之所以緩考理力和材力就是因為這兩門課的老師出奇地勤快，我分析了以往三年的試卷，發現內容均不一樣，這便是他們的勤快所致。
沒有被我放棄的四門考試是高等數學，普通物理，計算機繪圖和毛澤東思想概論。
高數是基礎課，全校學生都要學習，所以考高數前我時刻與周舟呆在一起，遇到不懂的問題，總會有周舟給我講解。如果周舟講後我依然不明白，我就決定去教室外抽根煙，周舟會在這個時候拽住我的衣服死死不放，説：“你坐下，我再給你講一遍。”我只好身不由己地坐下，直到周舟頗費口舌地將問題給我講明白。問題搞懂後，我也就不再有抽煙的想法，這正是周舟不厭其煩地給我講題的目的所在。
周舟在我面前總是很謙虛地表現出我們的學習水平並駕齊驅，其實則不然，如果以成績將學生劃分為好中差三等的話，那周舟毫無疑問地屬於學習好的那類，而我會很有自知知明地走進差生行列，周舟之所以甘為底層，是出於體諒我的原因，她怕我心有成見。其實周舟大可不必這樣去做，我不像有些男生因為自己的學習成績不如女朋友而無地自容，儘管我不去上課，經常抄作業，學習成績名落孫山，但我依然能夠昂首挺胸地去女生樓找周舟並把她摟入懷中，我並不以學習成績好為光榮，不好為可恥。學習成績能證明什麼呢，什麼也證明不了，它僅僅是一個與你被現行教育制度壓迫、同化的程度成正比的參數而已。
通過周舟煞費苦心的督促和微薄進取心的驅使下，我居然鬼使神差般地在三天內除了吃飯、睡覺就是複習高數，並信心十足地走進考場，又胸有成竹地走出考場，沒有隨近一半人成績不及格的波逐流。
另外三門考試也被我的努力和考前在各方面做出的充分準備共同作用，一一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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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考試過後，大家商量在宿舍內置辦一台電腦，價錢平攤，每人一千塊錢。
馬傑始終對此事持熱衷態度，他打着學習的旗號向他媽要了一千塊錢，實則卻是為了玩遊戲、看VCD（多數是毛片兒）、上網泡姑娘。
經過無數次的討價還價、軟磨硬泡、擺事實講道理後，我們最終以五千七百元的價格攢了一台配置在當時還算領導潮流的機器，剩下的三百塊錢除僱傭一輛黑車將電腦拉到學校，又在一外地男子手中購得WIN98盜版盤一張外，我們還去搓了一頓。
儘管我們在吃得已至飽和、喝得已不清醒的情況下仍在不斷地加菜、讓服務員一瓶瓶地上啤酒，但還是剩下二十七塊錢無論如何也花不出去。
張超凡建議用這些錢買軟件盤，馬傑説買遊戲盤，趙迪説買兩盆花淨化空氣，我和楊陽一致同意買CD，齊思新説去買毛片兒……各抒己見，不一而足。
我們當時居然誰也沒有想到將這二十七塊錢分了，每人四塊五。
幾天後，為了花掉這二十七塊錢，我們又一同去吃羊肉串，吃得甚為盡興。結帳時，我們給了老闆二十七塊錢，老闆揪住我們死死不放，説：“差他媽遠了！”我們只得又湊出兩個二十七塊錢，才算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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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來臨，大家並沒有因為放假而離開學校。
張超凡為了學習留在學校，當我問到他還有什麼可學的時候，他説要學的東西簡直太多了，學習是沒有止境的。馬傑沒有回家是為了可以不分晝夜地守在電腦前玩遊戲、看毛片兒，在家裏他媽每天都要讓他用電腦幫她算帳。趙迪留在學校是為了過小資生活，自己用電火鍋煮麪還渦雞蛋，看得我一個勁兒地流口水，第二天我就去早市兒買了兩斤雞蛋，讓趙迪下次煮麪的時候捎帶手給我渦兩個。
宿舍用電有限制，每當趙迪煮麪與馬傑看毛片兒同步進行時，必會跳閘，導致電火鍋和電腦同時停止了工作，其結果是趙迪皺着眉頭吞下半生不熟的麪條，馬傑看到興起時畫面卻突然變成黑屏。為此，他倆曾爭執不休，經過多方調節，兩人最終達成這樣一項協議：馬傑在每日早、中、晚的吃飯時間裏停止使用電腦，以便保證趙迪能夠用電火鍋將面煮熟，但趙迪為此必須付出每次煮完面讓馬傑先吃一口的慘重代價。
齊思新留在學校一是為了能有更多時間與佟小婭廝混一起，佟小婭在學校報了一個英語口語班；二是因為我們的樂隊成立了，齊思新作為鼓手加入樂隊。據齊思新自己講，他小學時曾在學校鼓號隊敲過小軍鼓，可算作有些基礎，至少比我們強。
楊陽在樂隊中擔任主唱和貝司，我負責節奏吉他，鍾風也放假了，作為主音吉他加入樂隊，我們就這樣一拍即合。
為了找到一個可供排練的場地，我們幾經詢問，四方打探，頗費周折，最終在一棟十八層高的商品樓裏租得地下室一間，房租是250元，四個人均攤。我們本想在學校附近租一間民房，但那些房主在得知房子將被我們用於樂隊排練時，無不搖頭擺手，連聲説“NO!”（久居大學周邊，耳聞目染，當然會説些英語），因為以前曾有學生樂隊租過這裏的民房排練，搞得四周雞飛狗跳，老人又哭又叫，婦女月經不調，小孩大便乾燥，所以房主們對我們表現出堅決不可以的態度。
我們又從一支本校樂隊手中購得二手樂器，價格低廉又適宜我們使用。這支樂隊曾經在學校裏聲名顯赫，如今成員們已經畢業，即將各奔東西，走向各自的道路。他們的主唱接過我們買樂器的錢，語重心長地説：“你們趁現在能怎麼玩就怎麼玩吧！”
於是我們四人每天湊在一起反覆排練，查缺補漏，不斷磨合。幾周下來，頗見成效，周舟已經能夠做到不堵耳朵走進我們的排練室了。
這期間，我完成了生命中的重要體驗——我和周舟將愛情徹底進行到了底。
10
這段時間，周舟每天都要來排練室目睹樂隊的成長，還可以幫我們收拾一下狼狽不堪的房間。我們的排練室髒亂差得慘不忍睹，牆角堆積着無數個煙頭，電吉他與貝司的音頻線混亂地交織在一起，食品袋、煙盒、打火機滿目皆是，各種樂譜肆意出現在亂得不能再亂的房間的每個角落。周舟對我們處於這樣的環境中能否排練出好的音樂表示懷疑，所以每次排練後，周舟都要幫我們清理雜亂的房間。
有時候，周舟會坐在小板凳上，雙手託着下巴，用紙堵住耳朵聽我們演奏。周舟能夠起到音樂監製的作用，每當我們演奏完一曲，大家便會將目光轉向周舟，問她感覺如何。周舟在這個時候只説兩個詞，一個是“一般”，一個是“還行”。起初，我們並沒有發覺這兩個詞語之間有何差別，但日久天長，我們從周舟的面部表情中發現了這兩個詞語間的微妙關係。每當周舟説“一般”的時候，都是猶猶豫豫，吞吞吐吐，並伴以眉頭微蹙；而周舟每次説“還行”的時候都是脱口而出，面帶輕鬆的微笑，如果周舟的腳或身體在我們的某次演奏中隨着節奏打拍子或晃動的話，那麼她對這次演奏的評論一定是“還行”，也就是説，“還行”和“一般”在此處分別代表着“及格”和“不及格”。所以，每當周舟對我們上一次演奏的評價是“一般”的時候，我們都會再重練一次，直至周舟説“還行”為止。
只是我們從始至終就沒有聽到過周舟説“不錯”的時候。
一次，鍾風帶何樂來排練室玩，大家買了些食物和啤酒，邊吃邊唱歌，一直玩到很晚。喝酒的時候誰也沒有注意到時間，直到啤酒被喝光，何樂才想起自己還要回學校睡覺，可早已過了末班車的時間。就在我們正不知所措的時候，鍾風放下手中的吉他，走出屋子。
稍後，門開了，鍾風吃力地抬着一張行軍牀進來，説：“我從物業那兒找了一張牀，一天一塊錢。”就這樣，我們在原本擁擠的排練室裏又擺下了一張牀。
我們宿舍隔壁的一個同學因無法忍受學業壓力，遠走他鄉，去了英國留學。他離開祖國的心情過於急迫，尚未搬走自己的行李，就乘着飛機消失了。鍾風將此人的被褥搬到排練室，鋪在行軍牀上，一屁股坐上去説：“真他媽舒服，今晚我和何樂就睡在這裏了，你們都走吧！”
何樂的臉上浮起一片紅暈。
第二天中午吃過飯，我們揹着吉他來到排練室的時候，門還在裏面緊鎖着。我們手腳並用地敲門，鍾風在裏面喊道：“輕點兒，門都快踢壞了！”
“我們就是要把門踢開，看看你丫在裏面幹什麼呢！”
片刻後，鍾風打開門，我們蜂擁而入。被褥已收拾整齊擺放在牀頭，何樂披頭散髮不好意思地坐在牀邊，鍾風坐下摟住她説：“沒事兒，都是自己人。”
此後，鍾風一有機會便帶何樂來排演室玩，而且故意玩到很晚——過了末班車的時間。我們也會故意拖到很晚還不回宿舍睡覺，直到鍾風面帶不悦，何樂面露倦意的時候，我們才會嬉笑着離去。有時我們也會知趣地早早離開，並跟鍾風道別：“早點兒休息吧，不耽誤你們了。”
“滾蛋，別瞎説啊！”我們剛走出去，鍾風便把門緊緊撞上，我們還聽到何樂的聲音：“把門插好了。”
鍾風的行為深深地影響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