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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康熙朝的機密奏摺

    《鹿鼎記》的故事中説到,康熙在韋小寶的部屬中派有密探,所以知道了韋小寶的許多秘密行動。小説的故事有點誇張。清初政治相當清明,取消了明朝東廠、西廠、內廠、錦衣衞等特務制度,皇帝並沒有私人特務。一直到清亡,始終沒有特務系統。雍正的“血滴子”只是小説家言,並非事實。

    但康熙對於臣子的動靜,地方上的民情,還是十分關心的,這是統治者所必須知道的情報。從康熙朝開始,清廷建立了“密摺奏事”的制度。原來的制度是朝廷有一個“通政使”機關,凡是京官奏本,地方官的本章、題本,都先交到通政司,經審閲後再行轉呈。康熙覺得這方式會導致壅塞,泄露機密,所以命令特別親信的臣子專摺奏聞。專折不經通政司,直接呈給皇帝,密摺的封面上並不寫明奏事者的姓名,只寫“南書房謹封”字樣。奏事者親自送到御書房,面交太監,等皇帝批覆之後,又親自到御書房領回。

    後來這奏摺制度的範圍擴大。並不限親信臣子才可密奏,一般地方督府、京中大員都可用摺子向皇帝直接奏事。到了雍正朝,更規定科道等官(中級官員)每天一人以密摺輪流奏事,事無大小,都可照實奏告,即使沒有什麼事可説,也須説明為什麼沒有事可説。這種方式擴大了皇帝的權力,同時使得各級官員不敢欺騙隱瞞。

    從康熙朝的奏摺中看來,奏摺的內容主要是各地糧價、雨水、收成、民間輿論、官員的清貪。可見康熙最關心的是百姓的經濟生活,以及治民的官員是否貪污。當然,各地的造反叛亂,他也是十分注意的。

    康熙在奏摺上用硃筆批示,大多數是寫“知道了”三字,有時也有詳細指示。從批示之中,可以見到康熙英明而謹慎,同時對待臣下和百姓都很寬仁。

    王鴻緒的奏摺

    王鴻緒比康熙大九歲,江蘇華亭人,康熙十二年進士,做過翰林院編修、工部尚書、户部尚書等大官,是康熙十分親信的臣子。他呈給康熙的奏摺上,只寫“密奏。臣王鴻緒謹奏”字樣,不寫官銜,所有公式套語完全不用。他在京城做官,所密奏的大都是北京官員的情況。

    康熙派遣親信探聽消息,起初所派的都是大臣,人數極為有限,並一再叮囑不可讓人知道。他在給王鴻緒的親筆上諭中説:

    “京中地可聞之事,卿密書奏摺,與請安封內奏聞,不可令人知道。倘有瀉(泄)漏,甚有關係,小心,小心。”

    “前歲南巡,有許多不肖之人騙蘇州女子。朕到家裏方知。今年又恐有如此行者。爾細細打聽,凡有這等事,親手蜜蜜(密密)寫來奏聞。此事再不可令人知道。有人知道,爾即不便矣。”(蘇州女子以美麗出名,大概有人乘着康熙南巡的機會,想選美進獻,或假借名義,欺騙蘇州女子的家屬。)

    “已(以)後若有事,奏帖照南巡報例。在宮中耳目眾,不免人知,不必奏。”

    “有所聞見,照先密摺奏聞。”

    王鴻緒受到皇帝委託,保證絕對不敢泄漏。他在密摺中説:

    “臣一介豎儒,歷蒙聖恩簡擢,毫無尺寸報效,愧悚無地。茲於十三日卯刻入直內廷,恭接御批並封內密諭,其時蔡查二臣未曾到。臣虔開默誦,不勝感激惶悚之至。伏念臣至愚昧,何足此數,乃仰荷逃鄺,破格密加委任,惟有竭盡犬馬,力矢忠誠,以仰報聖恩於萬一。至蒙恩諭諄誨,慮臣稍露風聲,關係甚大,臣益感而欲泣,永永時刻凜遵,三緘其口,雖親如父子兄弟,亦決不相告,自當慎之又慎,以仰副天心委任之至意也。自後京中可聞之事,臣隨時於恭請聖安帖內繕寫小折,密達御覽。緣系特奉密旨事宜,理合奏復。謹奉。”(康熙批:是。)

    王鴻緒所密奏的,大都是關於錢糧、馬政、鑄錢、鹽政等等財政經濟事務。他對財經事務特別感興趣,所以後來長期做工部尚書和户部尚書。本來這些財經事務可以由正式奏本奏告皇帝,但密摺中所奏的大都是弊端,侵犯到既得者的利益,似乎密奏較為妥善。

    除財經弊端外,王鴻緒的密奏性質十分廣泛。

    有幾個密摺與“陳汝弼案”有關。這案子起因於陳汝弼納賄三千兩銀子,後來發展為大案,由“議政大臣、九卿詹事科道等赴刑部衙門會審”。王鴻緒參與會審,將審案經過詳細密奏康熙,其中説到滿官漢官之間的爭辯:

    “……定陳汝弼‘情真立斬’,滿大人皆已依允。李振裕與臣説:定罪未有口供,大人們應斟酌,且陳汝弼昨日所首字紙及書札是什麼東西。臣又云:不是隱藏得的。滿大人因令司官取來,念與眾大人聽……滿大人説,沒有關係,不必入在口供內。漢大人説:‘假裝身死’四字該去,昨日原是昏暈去了。因刪四字。屠粹忠説:藏匿案卷及犯贓,得無‘立斬’之條。議政大人説:改了罷。舒輅因改‘立絞’。科道説:仍照三法司監候絞罷。滿班大人未有應者。又陳汝弼令家人遞親筆口供,滿大人不收。李錄予説:以前三法司不曾取陳汝弼親筆口供,今日伊家人來遞,又不收,如何使得呢?……今本內所定口供,寥寥數語,乃舒輅所做也……從來問官改供及捏供,擬罪處分,條例甚重……滿大人皆怕惹怨,有話不肯發出。議政大臣亦唯聽舒輅作主裁定而已……”

    康熙批語:“此奏帖甚好,深得大臣體,朕已明白了。”

    奏帖的主要內容,是説“滿大人”有冤枉犯人的情況,“漢大人”則力為開脱。這案子後來如何結案不明,相信康熙會有較寬大的裁定。值得注意的是,滿洲官員傳統上雖較有權勢,但康熙並未偏袒滿官。同時又可看到,當時處人死刑十分鄭重,不能由有權勢的大臣一言而決。

    王鴻緒的密奏中偶然也有若干無關緊要的小事,今日讀來,頗有興味:

    有一個奏摺是長篇奏告馬政的,最後一段卻説:“……李秀、殷德布二人,不知何人傳信與他,説皇上在外説他是大光棍,李秀、殷德布甚是驚慌等語。此後臣所陳密摺,伏乞皇上仍於密封套上,御批一‘封’字,以防人偷看泄漏之弊……”(康熙批:知道了。)

    有一個長篇密摺奏告主考官、副主考是否有弊,最後一段説:“又宋犖幼子宋筠系舉人,於十一月廿一日到京會試,向人言:其父向年有暈病,隔久方一發,惟今年武場中暈一次,及到揚州,復發一次,比以前緊些,然幸而暈醒,仍可辦事,今奏新恩,將來交印之後即可來京等語……”(康熙批:知道了。)宋犖本為江寧巡撫,新升吏部尚書,辦事能幹,康熙關心他的健康。

    有一個密摺奏告一個官員有罪充軍,解差向他討賞,每人要銀子十兩,那官員不給,反加辱罵。一天晚上,那官員忽被人綁縛,所有銀兩盡被取去。這是一件無關緊要的小事,王鴻緒一樣的密摺奏聞。

    李煦的奏摺

    李煦是康熙的親信,任蘇州織造達三十年之久。李煦的妹夫曹寅任江寧織雜鄴十餘年,曹寅就是《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李煦、曹寅,以及杭州織造孫文成三人,都不斷向康熙呈遞密摺,奏報江南地方上的情形。其中極大部分是關於雨水、收成、米價、疫病、民情、官吏的名聲等等。當時沒有報紙,康熙主要從這些奏摺中得知各地實情。

    康熙三十二年夏,淮徐及江南地區天旱,六月中降雨,李煦奏報收成及米價。康熙批:“五月間聞得淮徐以南時癉舛候,夏澤愆期,民心慌慌,兩浙尤甚。朕夙夜焦思,寢食不安,但有南來者,必問詳細,聞爾所奏,少解宵旰之勞。秋收之後,還寫奏帖奏來。”

    四十七年正月十九日,李煦有這樣一個奏摺:“恭請萬歲萬安。竊臣於去年十二月初七日,風聞太倉盜案,一面遣人細訪,一面即繕折,並同無節竹子,差家人王可成齎捧進呈。今正月十七日,王可成回揚,據稱:‘無節竹子同奏摺俱已進了,摺子不曾發出。臣煦聞言驚懼。伏思凡有摺子,皆蒙御批發下,即有未奉批示,而原折必蒙賜發。今稱不曾發出,臣心甚為驚疑。再四嚴刑拷訊,方雲:‘摺子藏在袋內,黑夜趕路,拴縛不緊,連袋遺失德州路上,無處尋覓。又因竹子緊要,不敢遲誤,小的到京,朦朧將竹子送收,混説沒有摺子,這是實情。’等語。臣煦隨將王可成嚴行鎖拷,候旨發落。但臣用人不當,以致遺誤,驚恐惶懼,罪實無辭,求萬歲即賜處分。茲謹將原折再繕寫補奏,伏乞聖鑑。臣煦臨奏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康熙硃批:“凡爾所奏,不過密摺奏聞之事,比不得地方官。今將爾家人一併寬免了罷。外人聽見,亦不甚好。”值得注意的,還不在康熙的寬大,而是他的基本心態:皇帝認為派人暗訪密奏,是一件不光采、不名譽的事;不是堂堂正正的辦事,就非光明正大的作風,無論如何不能讓旁人知道。康熙批覆密摺,從來不假別人之手,一度右手有病,不能書寫,勉強用左手批覆。但在政治黑暗的時代,統治者派遣探子私訪密奏,卻眾所公認是理所當然。這種對“特務工作”的價值觀念,是政治清明或腐敗的一種明顯分野。

    康熙四十八年七月初六,李煦在請安摺子之中,又附奏江南提督張雲翼病故的訊息。向皇帝請安,是“恭祝萬歲爺萬福金安”,該當大吉大利才是,死亡的消息必須另摺奏報,決不可混在一起,否則有咒詛皇帝死亡的含義。李煦這個奏摺犯了基本的忌諱,十分胡塗。奏摺中説:“恭請萬歲萬安。竊提督江南全省軍務臣張雲翼,於康熙四十八年六月十八日,病患腰癰,醫治不痊,於七月初三日巳時身故,年五十八歲,理合奏聞。蘇州六月晴雨冊進呈,伏乞聖鑑。”

    康熙見了這大不吉利的奏摺,自然很不高興,但申斥的語氣中還是帶了幾分幽默。硃批:“請安摺子,不該與此事一起混寫,甚屬不敬。爾之識幾個臭字,不知哪去了?”

    李煦見到御批,自然嚇得魂飛魄散,急忙上奏謝罪,痛自懺悔。康熙批:“知道了。”

    康熙五十一年七月,江寧織造曹寅(曹雪芹的祖父)奉命到揚州辦理刻印《佩文韻府》事宜,染上瘧疾,病勢甚重。李煦前往探病,曹寅請他上奏,向康熙討藥。

    康熙得奏之後,立即硃批:“爾奏得好,今欲賜治瘧疾的藥,恐遲延,所以賺驛馬星夜趕去。但瘧疾若未轉泄痢,還無妨。若轉了病,此藥用不得。南方庸醫,每每用補濟(劑),而傷人者不計其數,須要小心。曹寅元肯吃人蔘,今得此病,亦是人蔘中來的。金雞拿(即奎寧,原文用滿文)專治瘧疾。用二錢,末。酒調服。若輕了些,再吃一服,必要住的。住後或一錢,或八分。連吃二服,可以出根。若不是瘧疾,此藥用不得,須要認真。萬囑,萬囑,萬囑,萬囑!”

    康熙連寫四次“萬囑”,又差驛馬趕急將藥送去揚州,限九日趕到,可見對曹寅十分愛護關心。奎寧原是治瘧疾的對症藥物,但曹寅可能有其他併發症,終於不治逝世。康熙甚為悼惜,命李煦妥為照顧曹寅的遺屬。

    李煦的奏摺之中,有一大部分是關於實驗新種稻米的。康熙很重視稻米品質,經過多方試種,培育出一種優良品種,發交各地官紳試種。李煦詳細奏報試種的情況,某官種幾畝,畝產幾石几鬥;某商人種幾畝,每畝產幾石几鬥等等。如康熙五十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奏:“竊奴才所種御稻一百畝,於六月十五日收割,每畝約得稻子四石二斗三升,謹礱新米一斗進呈。而所種原田,趕緊收拾,乃六月二十三日以前,又種完第二次秧苗。至於蘇州鄉紳所種御稻,亦皆收割。其所收細數,另開細數,恭呈御覽。”可見李煦還負有“種御稻實驗田”的任務。

    康熙將“御稻”種子普遍發交各地官紳商人試種,每人試種的田畝多數是兩畝至三畝。李煦種到一百畝,是最大的實驗農場。所產的米當時叫做“御苑胭脂米”,色紅味香,煮粥最美。《紅樓夢》寫莊頭烏進孝進給賈府的,就是這種米。

    康熙在南巡之時,見到民舟中滿載豬毛、雞毛,問起用途,得知是用作稻田肥料,其後即下旨試驗,效果甚好。

    比之後世不經實驗而大搞衞星田,不注意品種肥料而只虛報瞞騙,康熙的種稻實踐是科學化得多了。

    李林盛的奏摺

    康熙頗有幽默感,雖然在嚴肅的公文批語之中,往往也流露出來。

    康熙四十年十月二十四日,陝甘提督李林盛上了一道奏本。這人的正式官銜是:“提督陝西甘肅等處地方總兵官右都督加一級降二級戴罪圖功。”奏摺中説:

    “皇上著問:‘提督好,提督身上好麼?各官好麼?又在先的提督地方上事宜、雨水情形俱不時啓奏,今你到任來,為何不具本啓奏?今後可將地方上事宜不時啓奏於皇上知道。又皇上賜你鹿舌、鹿尾、乾肉等捌樣,你可查收’等因。臣隨恭設香案,率同將弁各官,望闕謝恩,領受訖。除臣恭奉綸音,頒賜食品,見在另疏奏謝逃鄺外,所有奉宣地方事宜,雨水情形,令臣宣奏之上論,臣謹遵旨具復。伏念臣以庸愚,幸生聖世,遭遇堯舜之主,身經太平之年,毫無報稱,夙夜兢惕……”

    此人不明白康熙的性格,奏摺中以大量套語歌功頌德,關於地方事宜和雨水情形,也是報喜不報憂。此人大概是漢軍旗的武官,所用的師爺也不明規矩,在奏摺上蓋了一顆官印。康熙硃批:“知道了。已後折字寫清字,不必用印。”

    “清字”即滿洲文,康熙的意思是,這種奏摺是秘密奏報,並非正式公文,要李林盛自己書寫,不會寫漢字則寫清字好了。

    李林盛收到御批後,又上奏摺:

    “……仰惟我皇上承天御極,神武英文,雖聖躬日理萬機,猶無時不以民生為念。曩因河東歲歉,上勤聖懷,既沛賑恤之殊恩,復頒免賦之曠典,誠功高萬世,德邁百王,薄海內外,靡不共戴堯天也……再臣應宜遵旨,以清字具折請奏,但臣雖稍識清字,因年衰目昏,不能書寫,又兼清字之文理不通,如令人代繕,臣既不諳其中深義,誠恐詞句失宜,並懇皇恩,容臣嗣後凡陳奏事宜,仍准以漢字具奏,庶民舛錯之愆尤也。”

    康熙批示:“知道了。此漢文亦未必爾自能作也。”

    他明知這員武將肚子裏墨水有限,這封奏摺必是叫人代寫的,於是小小的諷刺了他一下,以後也不盼望他能自寫奏摺、密報地方訊息了。

    李林盛這封奏摺雖是師爺所寫,其實還是有不通順處。例如“但臣雖稍識清字,因年衰目昏,不能書寫,又兼清字之文理不通”,其實應當是“又兼不通清字之文理”。原折中那一句話,變成了指摘滿洲文“文理不通”。好在康熙寬供大量,不予追究,如果變成了細密深刻的雍正皇帝,或許會下旨斥責,罰他“再降一級,戴罪圖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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